秭归梅家河乡郑家岭村：“村落夜话”谋治理 “共同缔造”促发展

但是许多人在赞成全面引进西方科技，政治，军事，法律制度的同时，并不甘心全面引进西方的精神价值体系来取代中国固有的东西，于是就有了中体西用，西体中用等等一系列的争论。

这意味着，以具体名词或动词为主的文字，不适合抽象论理。这是朝向未来的集体意向，那么，能否设置朝向过去呢？经典的阅读或者聆听，是可能性之一。

对话语言的功能既不同于理论，也不同于报导，即其意义不在于（事实上的）真假，而在于是否适应于相关场合。穿插于不同文本间最富于戏剧性的故事，当是孔子厄于陈蔡。这与他推崇儒家的知识观念是一致的。常人的世界很狭小，在生之日活动范围有限，相知相识者为数不多。其记事载言也则如彼，其劝善惩恶也又如此。

更有颠覆性的，则是五四以来孔子代表的传统形象的两次颠倒，第一次从天上到地下，至文革后期的批孔为最低点。（《学而》） 还有，《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这是朝向未来的集体意向，那么，能否设置朝向过去呢？经典的阅读或者聆听，是可能性之一。

而他专注于思想成品的原因或理由，在于这些思想精英所代表的思想潮流必定会对后代的整个统治阶级以及民间文化产生深远的（直接的和间接的）影响。文献证诸历史，而经典则面向未来。放在后世，那些人物得一个个进行说明，皇上才听得进去。例如部分《诗》的原创或使用者，未必是识字者。

所谓心态指的是其时在文化人类学影响下的思想史时尚的对象。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

成名是世俗的人通过经典进入历史的入场卷，其功能在树立榜样，垂范后世。（《原道》）近代反清排满之后，中华民族新概念形成。最简便的办法，是将它同相近的概念如思想世界、历史世界作对比。同时，司马迁力图讲述可信的故事。

但奇怪的是，历代诠释者包括郭象、王夫之这样的大哲学家，几乎都没有揭露庄子逻辑上的破绽，反而为其论点叫好。对于春秋来说，三代是历史世界，而对于战国来说，春秋也是历史世界。最关键的差别在于，较古老的共同体对他们的语言的独特的神圣性深具信心，而这种自信则塑造了他们关于认定共同体成员的一些看法。更有意思的是，经典世界与后来历史的关系，还有可能是互动式的。

而且，它们提出的某些具有深刻意义的问题，至今仍能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所谓活化石，指的是这一议题不仅有久远的根源或传统，而且它依然活在当代思想或文化之中。

其中，一组出现在《庄子》中，《山木》两则，《让王》一则。影响之大，越出学术，导致2012年新出台的《刑事诉讼法》第188条规定，经人民法院依法通知，证人应当出庭作证。

《汉书·东方朔传》记东方朔奉承君上诚得天下贤士，公卿在位咸得其人时说： 譬若以周邵为丞相，孔丘为御史大夫，太公为将军，异公高拾遗于后，弁严子为卫尉，皋陶为大理，后稷为司农，伊尹为少将，子贡使外国，颜、闵为博士，子夏为太常，益为右扶风，季路为执金吾，契为鸿胪，龙逢为宗正，伯夷为京兆，管仲为冯翊，鲁般为将作，仲山甫为光禄，申伯为太仆，延陵季子为水衡，百里奚为典属国，柳下惠为大秋长，史鱼为司直，蘧伯玉为太傅，孔父为詹事，叔孙敖为诸侯相，子产为郡守，王庆忌为期门，夏育为鼎官，羿为旄头，宋万为式道侯。故今世种同者，古或异，今世种异者，古或同，要以有史为限断，则谓之历史民族。正因孔子提及，导致相关故事有机会以更生动的形象进入传世的文献： 正直者顺道而行，顺理而言，公平无私，不为安肆志，不为危易行。而最能体现政典之义者，莫过《尚书》。（《述而》）所谓传《诗》，就是日常生活中引《诗》、论《诗》。乃生人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

这意味着这些进入经典文本的形象，离开了原本产生其故事的现实土壤后，产生了独立的生命力。据古典的观点，卡尔·曼海姆（Karl Mannheim）把知识社会学分为两个类型。

故《春秋》之义，无论同姓之鲁、卫，异姓之齐、宋，非种之楚、越，中国可以退为夷狄，夷狄可以进为中国，专以礼教为标准，而无亲疏之别。四、同一个世界 古代经典从其时间衍生次序，分经、子、史三个层次，并由兹分化为三种经典类型。

表面上看，阅读是每个读者孤立的行为，即便有所交流，也是在有限的范围，决非可能到达用民族来衡量的规模。这些题材对后世的作用，通常存在活化石与待发掘的矿藏两种现象。

其实，神奇的不是语言文字，而是它所描述的那个经典世界，是经典世界中的人物事迹，及其所体现的道。但是，在波普的第三世界与理念世界之间，存在两项重要的差别。一般来说，经典对后世社会政治生活的意义，是时间距离越短影响越直接。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

前期文献可以分为经、子、史三个层次或三类体裁，其中经是最原始的素材，子是对经的述与议，史则是述（讲故事）的发展。所谓印刷科技的意义，就是借助文字使信息广泛传播成为可能。

肯定者的立场，则基于家庭伦理的维护，且吸取文革时期政治伦理危害家庭关系的惨痛教训。但这并不意味着，经典在时间拉长以后，对社会政治生活就毫无意义。

即此以言，则中华之名词，不仅非一地域之名，亦且非一血统之种名，乃为一文化之族名。两者的差别，用俗一点的比喻，正如树木与森林的关系。

对经典世界的这种理解，可能与富于怀疑精神的现代史家意见不同。经典世界的最大意义，在于借助跨时代的阅读想象，汇聚塑造民族认同的文化力量。这就是以经典阅读为中心的不断跨世代扩大的朋友圈。另一个是蘧伯玉与史鱼的例子。

太史公曰：学者多称七十子之徒，誉者或过其实，毁者或损其真，钧之未睹厥容貌，则论言弟子籍，出孔氏古文近是。向使世无竹帛，时阙史官，虽尧、舜之与桀、纣，伊、周之与莽、卓，夷、惠之与跖、蹻，商、冒之与曾、闵，但一从物化。

不过这种由神圣语言所结合起来的古典的共同体，具有一种异于现代的民族想象共同体的特征。苟史官不绝，竹帛长存，则其人已亡，杳成空寂，而其事如在，皎同星汉。

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当然，也许这对新一代哲学家会更有吸引力。